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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资讯:谢福芸和她的中国题材小说:“异乡人”的乡愁



摘要: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

原标题:沈迦:“英国名媛”谢福芸和她的四部“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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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英]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译,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案般寻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宫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得到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是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这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及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物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没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与书中描写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作者,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转用英语写下“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客观的立场,投入小说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稔。这种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经在书中描述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层面。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妪。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女中——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也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大学者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她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而《崭新中国》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捞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创办人和继任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也在北平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对女性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谢福芸写作的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她的汉学家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过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他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而他们自身,也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来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这四部作品,浸透了她最浓烈的乡愁。

十多年前撰写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传记时,就知道了他的长女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1885—1959)。当时有英国朋友告诉我,在英国谢福芸的名气要比他父亲大。初听有点惊讶,后来读了她的书就信然了。在20世纪英国大众读者的眼里,谢福芸是个畅销书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经常在媒体就中英关系问题发表评论文章。

谢福芸1885年11月21日出生在中国,这一年是光绪十一年。距她的父亲苏慧廉——英国循道公会赴华传教士——抵达浙江温州还不满三年。1884年中秋后一日,这座位于中国东南一隅的小城里发生了针对洋人的“甲申教案”,二十三岁的苏慧廉仓皇出走,避居海上。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未婚妻路熙(Lucy
Farrar
Soothill,1856—1931)不畏险阻渡海而来,12月16日两人在上海圣三一堂举行婚礼。婚后即携手回温,次年冬,谢福芸出生,童年随父母在温州度过,一直到七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因父母在海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与后来出生的弟弟维克多(Victor
Farrar
Soothill,1887—1956)一起寄居在约克郡亲戚家,并有几年的时间住在伦敦东部近郊的贫民区。这段孤独及与底层社会无缝接触的少年经历,为她后来关心贫民疾苦、热心社会公益奠定了精神基础。

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她后来说自己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剑桥毕业时,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优等生名单,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当年6月17日的报道。如果说人生也有四季,这应是谢福芸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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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四十八岁的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6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荣任此职的。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许是剑桥给她的熏陶,二十五岁的剑桥毕业生谢福芸志业明确——从事教育,并到中国去。她有个剑桥的校友叫包哲洁,一个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的英国军官的女儿,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于是谢福芸加盟创业。这所照搬“纽海姆”模式,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换了主人。民国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时局跌宕。曹锟“北京兵变”滋事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领馆。

后来谢福芸又避居天津,在苏慧廉的老友翁斌孙家中做客数月。翁斌孙是晚清帝师翁同龢的侄孙、状元翁曾源的儿子。常熟翁氏为江南望族,世代书香。翁斌孙十七岁便高中进士,苏慧廉执掌山西大学堂那几年,他在山西为官,因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民国后翁斌孙不仕,隐居津门,好友的女儿要来,他当然张开双臂欢迎。但当时还是民国初年,社会风气循故袭常,一个外国女性竟然要在名门家族中起居生活,这可让很多人跌掉眼镜。但开明的翁斌孙喜欢这个率真、大胆并有抱负的年轻人,收她做义女,还给她取名“福芸”,意即幸福的园丁。“一开始,我认为这个名字并不适合于我,但得知其中蕴含的精妙内涵后,我被打动了。宫大人笑着说:‘你不就是来给我们中国培育花朵的吗?’所有思想的花园里,不也都是开满了不败的花朵吗?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宫大人。他这么祝福我:
‘希望幸福的园丁在中国的花园里能够培育出更多让她欢喜的花朵。’”

这段客居的经历,让她与后来书中的“宫大人”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也就是书中的主角“励诚”,一直与她姐弟相称,并于1925年到访英伦。翁大人的女儿“花儿”则与她大被同眠,义结金兰。“我们叫她苏小姐。”今年正好百岁的翁万戈老先生给这套书题写书名时还这样称呼谢福芸。他是翁斌孙的孙子,翁之熹的三子,他与他六妹可能是目前健在、屈指可数的见过谢福芸的人。已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的翁万戈先生是享誉中西的美术史家、收藏家。

这是她人生中第三段在中国的生活,虽然为中国培育花朵的教育家梦想因紫禁城的改换门庭而落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中国行竟然在尾声奏出了一个浪漫的强音。天蝎座敢爱敢恨、无问西东的她爱上了英国驻华外交官谢立山(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一个比她父亲还要大八岁的老男人。有爵士头衔的谢立山不论在英国还是近代中国都可称大名鼎鼎,除了是资深外交官、汉学家,还是探险家,他去过除新疆以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并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被中国人称为花梨木的珍稀树种红豆树就是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的,从此红豆树的学名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Ormosia
Hosie,中国植物界音译为“何氏红豆”。他二十三岁就来到中国,直至花甲之年才告老还乡。1912年六十岁的谢立山返回英国,定居于怀特岛的桑当(Sandown,Isle
of Wight.),次年1月2日,未至而立的谢福芸与谢立山正式结婚。

阳光丰沛、海滩迤逦的怀特岛位于英国南部,是英伦老者的安居胜地。现被人尊称为Lady
Hosie的谢福芸,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1916—1924年一直担任怀特郡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女童军运动”。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岛上生活在六年后戛然而止,1919年英国政府召回谢立山,请其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特别馆员。1920年,已经六十八岁的资深外交官带着妻子重返中国,这是谢福芸第四段中国岁月的开启。此后的几年,这对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傲娇的维多利亚时代风尚的绅士淑女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游历。我至今没见过谢立山的照片,但读他们的旅行记,脑中浮现的是让·雅克·阿诺的电影《情人》中的画面。跳跃着黄金般光彩的湄公河的渡轮上,年轻的女主人穿着丝质的连身裙,夏日的风微微吹开她敞着的衣领。然后是黑色的甲壳虫汽车,从老式汽车中走出的他,尊严、睿智、沧桑,戴一顶礼帽,微黄的手指将一本书递给斜靠在栏杆上的她。再后是溽热但雅致的房间,百叶窗的光影隐隐绰绰,窗外是寂静的走马楼,一墙之隔是当时混乱而喧嚣的重庆。这是仲夏,这是谢福芸的芳华。

这段鲜衣怒马的游历,对谢立山而言,最大的收获是编纂完成《中国商务地图》(Philips’
Commercial Map of China),这是他汉学学术生涯的压轴之作。

192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作为中国通、英国名流,谢福芸决定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中国募捐。她精心制作了幻灯片,然后在教堂声情并茂地演讲。可惜收效甚微,最后只有一位领养老金的老者递上一个先令。不是这些英国人没有同情心,而是她的口头表达没有说服力。谢立山建议妻子用笔写作,谢福芸于是给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写了篇劝募的文章,结果一下子收到了三十英镑。这段先挫败后又惊喜的经历让谢福芸看见了自己的短处与长处,从此一个多产并成功的作家诞生了。

1924年是谢福芸创作的第一个喷薄期,她除了为报章撰写很多时评、见闻外,还出版了她的处女作:《Two
Gentlemen of
China》,也就是这套丛书中译为《名门》的第一本。英文书名有很长的副标题:An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the Private Life of Two Patrician Chinese
Families, Their Homes, Loves, Religion, Mirth, Sorrow, &Many Other
Aspects of Their Family
Life。书里的故事开始于辛亥之前,名校毕业的“我”追随父母脚步重回中国,在北平创办贵族女校。故事随后展开,并以两个世交的贵族家庭汉人宫家为载体,记录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及身处时代转折之中的他们对家庭、宗教、爱情的观念。书中的宫家,就是她曾客居的天津翁斌孙家,在辛亥之年遭遇国破家亡的骆大人则是曾任山西巡抚的满族高官宝棻。

“使她真正有资格写下这本书的,是因为她曾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生活过,这些中国人的家族,既有富裕的小康之家,也有家徒四壁的穷人家。她和这些家庭里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们过从甚密,毫不费力地进入她们的内心世界,共享着她们的秘密,欢乐着她们的欢乐,伤悲着她们的伤悲。她在中国的一家名门望族暂住的时候,萌发了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想法,酝酿至今,终于付梓,与读者见面。这本书寄托着她对中国人深厚的爱与尊重,因为她就是在他们之中长大的。”当时已是欧洲最有名望的汉学家之一的苏慧廉为女儿的第一本着述亲撰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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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达三百多页,并有二十余张黑白照片的《名门》,1924年由伦敦着名出版商Seeley
Service &Co,
Limited出版,后多次再版。1926年还推出了德文版。畅销的处女作让谢福芸一举成名,华丽转身。

人生又有多少场华丽在等着,不多,不多。蹿红的第二年,谢福芸即步入人生低谷。1925年3月10日,谢立山与世长辞。“谢立山的去世,不仅使我们学会失去一位荣誉会员,更使英国失去一位资深并自我牺牲的忠仆,也使中国失去一位真诚并忠诚的朋友。”
皇家亚洲文会如此发布讣告。《泰晤士报》更称他是英国领事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

在怀特岛上埋葬了七十二岁的夫君,收拾好十二年的婚姻记忆,谢福芸只身离岛,迁往牛津与父母为伴。苏慧廉时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夫妇均已年迈,需要有人照顾。但迁居牛津还没几个月,苏慧廉即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并将出访中国。许是为帮助女儿走出丧偶的悲痛,当然女儿本人也是中英关系专家,于是谢福芸成为访华代表团中的一员,以秘书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第五次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船。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代表团2月24日抵达上海后,便奔赴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等地展开密集的考察。5月上旬休会期间,谢福芸还陪同父母回温州省亲。5月中旬代表团汇聚北京,讨论考察报告。之后英方成员相继离开。

回到英国后,谢福芸将这段中国行的见闻与思考写成了她的第二本中国故事,即丛书中的《中国淑女》。英文书名是《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29年由英国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淑女》讲述的仍是中国贵族家庭的生活及如何面临时代转型的故事,似是《名门》的续集,书的前言便是上本书主角励诚的一封信。但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了一位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美丽少妇,上海的宋太太。宋太太出身名门,父亲是着名外交官,丈夫也是外交官,曾出使北欧,现是上海海关高级官员。宋太太是谢福芸1926年在中国的轮船上认识的。1926年前后的中国并不平静,民族主义如烈酒般激荡起很多国人的热血与激情。五卅惨案、省港罢工、南京事件等震惊中外的大事先后发生,这也自然成了本书的时代底色。代表团当时在各地考察,拜会朝野名人,谢福芸的所见所闻便是书中的叙述主体。代表团中英双方成员都是一时之选,因此书里也留下了不少这些民国名人的未见于中文史料的轶事趣闻,还有他们难得一见的身影,书中亦有二十余张旧照片作为插图。

此书英文版超过四百页,是本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读完的书,但一出版仍是购者踊跃、好评如云。1929年英国初版,次年即有美国版,后还有不带插图的简装版。到这时,谢福芸已成为一个在欧美都颇有名气的中国问题专家了。

1931年早春,忙碌的谢福芸在美国华盛顿演讲期间收到了来自牛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报。虽赶上了最后一班去英国的轮船,但回到家见到的已是母亲的遗容。3月30日埋葬母亲于牛津玫瑰山墓园,然后为母亲的遗着《中国纪行》整理编辑,交付出版。这是她伤心并忙碌的1931年。次年,七十一岁的苏慧廉也病倒了。“我也尽过同样的孝道,也是三年多光阴。”谢福芸后来对她中国的闺蜜这么说。1935年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寓所辞世。

因为孤身,所以离开怀特岛来到牛津,没想到仅十年,在牛津,她又成为孤身一人。1935年下半年,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谢福芸决定再去中国,这个似乎能带给她家的温暖感的第二故乡——她要去四川,那是夫君曾任总领事的地方:“我来到四川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倒转时间机器,在他深爱过并称之为‘中国珍珠’的土地上再次和他相遇。尽管他的躯体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如果我能亲眼看见血气方刚的他喜欢过的事情并也乐在其中,岂不是重新获取了他思想的精髓?”她要去温州:“我去温州不是为埋葬死去的亲人,而是与他们重逢,寻求灵魂的平静,也许亲人所做的一切将激发我去效仿。”

“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但谢福芸等不及了,1935年10月17日,谢福芸搭乘“图斯卡尼亚”号轮船由利物浦出发,先去孟买,后又转道澳洲、爪哇岛,翌年7月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她第六次来到中国,从香港入境,先后到上海、天津、北京、山西,看看父辈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寻访自己当年在北平创办的女校。后又南下重庆。山城走过的路,看过的风物,现在重读,宛如打开一封封温暖的情书。她当然要去温州:“有一些西方人的人生第一步就开始于那面水盾牌的某个角落。他们酣睡过的第一个臂弯就是中国人,嘴唇发出的第一句话是短促、简单、表现力丰富的中文。小时候做错事被人发现时,他们会逃到慈祥的阿姆怀里承认错误。他们把耳朵紧紧贴在阿姆的胸前,听着阿姆均匀有力的心跳,心里马上就得到了安慰。”她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

谢福芸这次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摄像机,一路拍摄。胶片记录的黑白中国现在还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档案库里。四十四分钟的默片,我饶有兴味地连看了几次,并努力记下其中的场景,以便口头描述给居住在美国东部山间、没有手机也没有Wi-Fi的翁万戈老先生听。我说,我能认得其中有您父亲母亲,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又羞涩地躲开镜头。我能认得“励诚”,是因为在翁家天津后人处见过几张侥幸躲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旧照,其中一张翁之熹穿着皮草大衣坐在第一排,上面被粗暴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当然,谢福芸继续用笔记下了这一路的故事,这是她后来出版的第三本旅华见闻录:《Brave
New
China》。谢福芸是见过旧中国的,清末的颓唐、民初的纷乱,都让她记忆深刻。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军入侵前,中国有过一段青春焕发的岁月,《剑桥中华民国史》把这段时期称为“黄金十年”。谢福芸这次回国看到的就是这个簇新的中国,一切正展现融入世界的勃勃生机。因此,她把这本书命名为《崭新中国》。

这本书看起来类似游记,但谢福芸并不停留在景物描写与旅行见闻,和前两本书一样,她关心的还是人的命运与时运。不论是名人梅兰芳、阎锡山、张学良、吴贻芳,还是上两本书中曾出现的旧雨新知——励诚、宋太太、骆家小女……她要描述的是这些在古老传统下成长、渴望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如何走进新的时代。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谢福芸已返回英国,她在英国各地奔走、演讲、募捐,呼吁援助陷入战争中的中国。11月,一个老友在福克斯通一所走读学校为疲惫的她提供了一间单身宿舍,希望能帮她从繁重的社会活动中暂时脱身。福克斯通位于英国东南,濒临英吉利海峡。谢福芸独自南下,但她的心仍牵挂着陷入战争中的中国和那么多的中国朋友。励诚好吗?宋太太在哪里?“花儿”的孩子“小熊”还那么调皮吗?在福克斯通,她没有休息,每天都伏案写作,历经八月,终于用回忆与牵挂完成了《崭新中国》,并于1938年在英国出版。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随后英法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完成《崭新中国》写作后,谢福芸出任布兰普顿走读学校教职,担任英语与法语的教学。但战争的阴霾很快蔓延到福克斯通,1939年肃杀之秋,她与学校一起撤离至萨默塞特郡汤顿市附近的一座叫亨拉德的小城。《崭新中国》修订版1940年出版时,谢福芸在大部分章节的结尾增加了关于时局的最新内容,那些初版时还在赞美的人与景在修订版里变成了废墟,与中国血脉相连的谢福芸,心在滴血。她在修订版的扉页增加了这样一句话——“1940
年,此书得成,实因感佩中国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不辍之精神,并对其最终胜利抱有无比坚定之信心。此信念立足的缘由此书三年前已详述,三年来更千百遍证实不虚。”

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谢福芸一直在布兰普顿学校,从福克斯通到亨拉德,从英法语教师到担任副校长。在校期间,她用回忆写成了她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中国“小说”:《The
Pool of Ch’ien Lung:A Tale of Modern
Peking》,1944年在伦敦出版。此书英文版不到两百页,是这“四部曲”中最薄的,也无照片做插图,但扉页是一张由着名旅美画家蒋彝亲绘的彩色仕女图,图片里巧笑倩兮的少女就是该书的主人公之一晶莉,北平一所女校的青年老师。谢福芸前三本书都涉及很多名流,但这本书完全着墨于普通人,通过描写这所女校几个老师的工作与生活,展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一个侧面。谢福芸写作时,中国还在硝烟中。她写这几个普通人,意在展示这个民族的生命力及对胜利的信心。她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和她的父亲、夫君一样,一直以同情及耐心期待这个国家的进步。此书最后一章题名《卯时》,她说中国人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分为十二个时辰,卯时之后便是辰时,辰就是巨,巨龙代表胜利。“也许卯时的生活还有点混乱,但辰时的生活一定会让人振奋,现在似乎可以透过远山看见巨龙震动的双翼。”

1945年,中国这头潜伏的巨龙终于以昂首的姿态屹立在反法西斯胜利者同盟的队列中。但随后又是内战的炮火与无情的残杀。谢福芸也进入她人生的寒冬了。1946年年底,六十一岁的她从布兰普顿学校退休,迁居英格兰南部的莱德林奇,一座离索尔兹伯里八英里的小城。英格兰南部的远山,在雨天与中国江南的烟雨蒙蒙竟有些相似,故国山河,哀乐人间。

1959年2月15日,七十四岁的谢福芸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医院告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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